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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史鉴 历史上是如何抗战瘟疫的

来源:博物馆 |  时间:2020-03-25 |  浏览:

庚子初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打破了中国人民的正常生活,举国战“疫”在中华大地上演。可喜的是截至目前,中国本土新增病历已经连续多日清零。而纵观历史,如此大范围的疫情是否也曾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古人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瘟疫的爆发可谓“三年一小疫,五年一大疫。”甚至可以说,瘟疫几乎是左右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

 


商代甲骨文时期:占卜问瘟疫


古代百姓心中常有三大畏惧——战乱、鬼怪和瘟疫。由于不知道这些传染病的来源,人们把疾病归咎于神灵的发怒和对人类的惩罚,因此瘟疫被称之为“众神之怒”。 

我国有关瘟疫的最早记载,大约可以追溯到商代甲骨文时期。《小屯殷虚文字乙编》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与天地沟通的巫师正在占卜,他所问有两件事,其一是这个瘟疫是否会蔓延开去?其二是商王是否感染瘟疫?由此可以推断,当时在王城里应该发生了大规模的人群感染事件,以至于商王都有了被感染的风险。可见,早在3600年前的奴隶制王朝商朝,瘟疫就已经是关乎国运的重大事件,而知识匮乏的古人也只有将是否会发生瘟疫的预判诉诸于祭祀。

              

 

东汉末年:接连瘟疫诞生了《伤寒杂病论》


众所周知,东汉末年,连年混战,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等地尤为严重。但是由于当时政治黑暗,朝政腐败,官府衙门不想办法解救,却在一味地争权夺势,发动战争,欺压百姓,因此百姓深受瘟疫折磨,生活于水火之中——“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曹植的《说疫气》)就是当时社会状况最真实的写照。拿建安七子来说,除了孔融、阮瑀外,其余五人全部死于疫病。魏文帝曹丕回忆说:“昔年疾疫,亲故多受其灾。疫疠多起,士人雕落”。

甚至连张仲景的家族也未能从瘟疫的魔爪中脱险。自建安元年以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张仲景家族的200多人中,就有三分之二的人患病死亡,而其中死于伤寒病(传染性疾病)的就占到七成,可见当时的疫情形势何其严峻。

于是,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发愤研究医学,能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杂病论》自序)。经过对前人经验的采集整理,广泛吸收当时人们同疾病做斗争的丰富经验,结合个人临床诊治疾病的丰富经验和心得体会,创造性的著成了《伤寒杂病论》这一部划时代的医学巨著,使得中医学理论与临床应用紧密的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

  


秦朝“疠迁所”:史上最早的麻风病隔离医院

 

唐朝史料中有关瘟疫的记载始于贞观十年(636年),终于大顺二年(891年),这255年里一共发生21次瘟疫,平均每12年一次。其中,麻风病以其传染度强,发病者手脚溃烂、眉毛脱落、鼻梁凹陷,恐怖至极尤其受到秦朝官府的重视。

秦朝时设有“疠迁所”,是当时专门收容麻风病人的隔离治疗医院,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风病隔离医院。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的秦代竹简上记载:“城旦,鬼薪疠,何论?当迁疠迁所。”在秦朝,人们如果发现身边有人染上麻风病时,要立即向官府报告,官府将患者送诊,确诊后将其送到疠迁所进行强制隔离,以防止麻风病传播蔓延。



 唐代孙思邈:防重于治疗


根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太平广记》、《唐国史补》等资料的记载,唐朝历史上共发生瘟疫49次。尤其是贞观年间发生最多,从贞观元年到贞观二十二年期间,共发生瘟疫十次,平均每两年就发生一次。可以说是饱受瘟疫折磨。

唐人孙思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防重于治”的医疗思想的人。特别对于传染病, 孙思邈主张传染病虽不能消除, 但是完全可以预防。他提出的重要预防手段在今天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空气消毒——烟熏法。其实,熏烟防疫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 敦煌石窟中就发现有一幅“殷人爟火防疫图”。孙思邈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防疫方法 ,《千金方》深刻体现了孙思邈的预防思想,熏烟防疫就是其中之一。 书中多处倡导大疫之年、疫气流行时可采用熏烟法防疫。

井水消毒——药材沉井。孙思邈的《千金方》里还提到了关于水净化处理的问题。这个办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将配好的药材沉到井里,以起到改善水质、防控疾病的作用。他说“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换言之,孙思邈意识到干净的饮用水对预防疫情的重要性。

此外,他还提到了食物消毒——不食生物。他提出:“勿食生菜、生米、陈臭物”即米和菜都要做熟再吃,腐烂的食物更不要吃。还提出要注意个人卫生,他强调:“常习不唾地”即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随地吐痰。“食毕当漱口数过”即吃完饭要漱几遍口。他认为,只有重视起个人的卫生和防疫,才能有效的避免群体性疫情。


 

两宋抗疫:苏东坡与圣散子方

 

两宋疫病流行的危害程度及发病频率据《三千年疫情》统计, 北宋的疫病流行有 22 次, 南宋有 29 次。

 苏东坡与抗疫情有着深厚的渊源。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苏轼受乌台诗案影响被贬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三年(1080年),黄州民病疫,瘴疾大行。苏轼用圣散子方治疗,“所活不可胜数”。关于圣散子方的主治、组成、炮制和应用情况,《苏沈良方》卷三记载甚详:豆蔻(去皮,面裹,炮,一个),木猪苓(去皮),石菖蒲,高良姜,独活(去芦头),附子(炮制,去皮脐),麻黄(去根),厚朴(去皮,姜汁炒),藁本(去瓤,土炒),芍药,枳壳(去瓤,麸炒),柴胡,泽泻,白术,细辛,防风(去芦头),藿香,半夏(姜汁制),茯苓(各半两),甘草(炙,一两)。上锉碎,如麻豆大。每服五钱,清水一钟半,煮取八分,去滓,热服。余滓两服合为一服,重煎,空心服下。”

由于该药“所用皆中下品药”,“其利甚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深得医家和普通民众的喜爱。

后来,苏辙使用苏轼的圣散子方效果极佳。元丰三年至七年(1080—1084年),苏辙在任监筠州(治今江西高安)盐酒税期间,“时大疫,乡俗禁往来动静,惟巫祝是卜”,苏辙多制“圣散子及煮糜粥,遍诣病家与之”,医活者甚众。

此外,苏东坡非常爱民 ,所到之处,有疫情必有作为。如其以龙图阁大学士出知杭州时,元五年大疫。由于当时疫情特别严重,苏东坡还发动民间捐款支援抗灾,自己以身作则 ,捐出黄金五十两, 加上集资, 创办了一所病坊 ,名为“安乐坊”,收纳贫苦病人,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公私集资的医院。

 

    

明末大鼠疫: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末鼠疫,又称明末华北鼠疫、京师大瘟疫、明末大鼠疫、疙瘩瘟,是指明朝崇祯帝在位期间中国北方出现的大鼠疫。

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

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

《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死亡枕籍,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这场瘟疫带来的后果是死者不计其数,十室九空,甚至有些家户,因为感染鼠疫全部死亡,连收敛尸体都没人。《崇祯实录》又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再一次佐证当时明朝的京城,每天死去的人,多达上万。

北京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间,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已高达全城的五分之一。所以当次年的4月,李自成攻进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时,他面对的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大清王朝与天花的斗争史:人痘接种法的普及

 

天花,是一种由天花病毒感染人引起的烈性传染病。1980年国际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在世界范围内消灭了天花——截至目前,天花是唯一被消灭的传染病。不过,在几百年前的清朝,天花是一种人人闻之色变的传染病。

1644年,清朝入关。几乎从那时候开始,清朝开始了与天花长达近300年的斗争史。清朝在入关之前,生活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地区,还没有感受到天花病毒的威胁。入关后,清朝的统治者立即就深受其害。紫禁城的高墙与重门,能够抵挡住火炮的攻击,却难以阻止天花病毒的入侵。

1649年,是清朝入关的第6个年头。春节刚过,一场天花突然在北京城爆发。在这场天花疫情中,有多名清朝宗室成员病疫。1661年正月初二,顺治皇帝亲临悯忠寺观看吴良辅出家仪式,返程时染上了天花,5天后就病重不治身亡了,年仅24岁。

明清时期,战“疫”有了划时代的突破——人痘接种法的普及,这是人类战胜传染病“天花”的经典案例——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磨成的粉末吹入健康人的鼻孔中,使其感染,进而获得天花的免疫力。史料显示,自明代开始,科学的种痘方法已经在民间开始使用。

因康熙帝自小的天花经历,他对人痘接种法的推广和普及产生了重要作用。自康熙帝开始,对天花的防治由单纯的躲避隔离变为多极防治结合。在他的倡导推动下,清朝天花防治更加系统化。

 

 

伍连德东北抗疫:中国近代化卫生体

 

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1910年11月9日,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席卷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

伍连德,马来归国华侨,拥有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头衔的学霸,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伍连德接到清政府命令之后,赶赴哈尔滨,开始调查研究,并且很快制定了防疫方案。伍连德依靠自身丰富的细菌学知识,对于鼠疫进行了专业调查,伍连德亲自解剖疫尸之后确定了疫病根源是通过呼吸传染的鼠疫杆菌。为了阻止呼吸传染,伍连德设计并命令赶制了一种特殊的加厚的“伍氏口罩”。

伍连德确定了以隔离为主的防疫原则,他在地方官员的配合下征用学校、教堂等建立临时医院,将患者和疑似病人与外界进行隔离,并实施消毒措施,防止传染。

当时哈尔滨有 3000 具疫尸暴露荒野,这些带菌疫尸是重要传染源,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伍连德在征得朝廷同意的情况下果断进行火葬,消灭传染源,由此哈尔滨的疫情得到控制。

伍连德在火车站设立大量防疫检查点对乘车旅客进行检测,确保正常才允许通行,对于疑似病人则送至防疫医院隔离治疗。

伍连德一生成就颇丰,他对于鼠疫、霍乱等疫病进行了研究,创造出有效的防疫、灭疫措施,他设立医院、防疫所等医学机构,为东北防疫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为中国近代医学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

               

 

从历史维度上看,中华民族与瘟疫之战断断续续从未终止,但是中华儿女从未放弃,反而在与疫病的斗争中发挥了潜能,逐步积累经验,提升“公共卫生”的防护效能,使得我们的民族不断的繁衍生机、发展壮大。时至今日,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然而“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只要我们坚定信心、群策群力、科学防治,人类就一定能够取得这场硬仗的胜利。